誰讓妳憂鬱

 

作者:鄧惠文

參加女性團體所舉辦的活動,有聽眾發言:「女人就是比較纖細,容易得憂鬱症,要多注意相關資訊!」

許多人都知道憂鬱症是一個有性別差異的疾病,根據各國估計,女性憂鬱症的終身盛行率比男性高,女性約25%,男性約15%。雖然憂鬱症女性的就醫率比男性高,但發作期較長、較易慢性化、復發率也較高。

無論如何,光看這些資訊的表面,就下結論說「女人比較纖細」「容易得憂鬱症」,是很不週到的想法。

關鍵的問題應該是:

女性的種種身心不適,只是一種「疾病」嗎?
所謂「憂鬱症」,代表問題出在女性自身,發生了某種「異常」嗎?

如果生長在某片農地中的植物紛紛枯萎,誰都會猜想「這片土地的成分有問題」「氣候不對」或是「有病蟲害」吧?

但一個社會中有25%的女人紛紛憂鬱,卻很少有人認為這個社會的「成分」「氣候」--「環境」「制度」出了問題。偶爾有人聚焦於此,卻總被譏為「具有被迫害意識的女性主義者」。

憂鬱症個案的苦衷是:「家人朋友一聽到憂鬱症,就說『妳要樂觀』『妳怎麼像個草莓族』『堅強一點』『我的壓力比妳更大』,聽了更難受,更生氣,一點幫助都沒有。」

把視野擴大,超越「個人應該努力適應社會」的層次,憂鬱症的性別差異應該引起這種質疑:

如果有這麼多女人「心情沮喪」「失眠」「痛苦」,這個社會是不是有問題?

社會對於女性的要求與束縛,女性在家庭、工作、自我之間的角色衝突,這些結構性的因素如何影響女性的身心狀況?

引起女人憂鬱的社會壓力如果符合主流意識,比較容易獲得重視,例如主流意識是「女人的身體權不容侵犯」,對於受性侵害而憂鬱的女性,大家都會報以同情,譴責兇手,呼籲改善治安。但如果不符合主流意識,例如事業成功的女人違反了「女人應以家庭為重」的主流,一旦遇上婚變,人們就較少同情個案,認為她「自私地追求成就」「忽略家庭」「當然會失去男人」,甚至個案本身也相信這種理論,把一切歸咎於自己。

政府在憂鬱症防治方面花費了許多人力與金錢,主要的目標在於宣導「發現憂鬱症狀」「轉介醫療體系」。大家都說「有憂鬱症狀要去看醫生」,醫生能治療症狀,但光靠醫生能夠改造社會嗎?

人們期待精神科醫師解答的問題往往已經超越醫學的範疇,而到了人生哲學的境界,一個精神科醫師如果不勤於修練,從文學、哲學、社會、宗教、政治各方面汲取真知灼見,哪有辦法回應個案千奇百怪的深奧提問:

「醫生!我發現人性有黑暗面、自私面!我好失望,我不能活在這種世界!」
「醫生!我厭倦了什麼都靠自己,但我死也不願向別人求助!」
「醫生!我好恨他,但又好愛他,告訴我怎麼整合!」
「醫生!我想要成功,但我討厭過程的辛苦!有什麼方法?」
「醫生!我不能接受有一天會老!我不能接受人會死!」

這些事情的答案,如果能用「神經傳導激素」「憂鬱症」來解答,我們還需要智者嗎?

一位精神科前輩醫師曾寫道:「現在這種(把人生難題簡化為疾病的)精神科看診文化,有三種精神科醫師很難適應」,是哪三種呢?他說:「一傾文藝,二傾哲學,三是飽經世事之人」。
真是心有戚戚。

一個長年打老婆的先生跑來跟我的同事理論:「你很鳥!為什麼醫不好我老婆的病?」同事說:「你天天打她,她當然憂鬱,神醫也醫不好!」結果對方竟然揮起拳頭:「你憑什麼批評我的家務事?我怎麼管老婆,輪不到你給意見!」

面對因為社會性別不平等而憂鬱的個案,我常無奈地想起小時候老師說:「國父本來是醫生,後來他發現醫人不夠,要醫國才行,所以改做政治家。」或許精神科醫師該修點「性別政治」?

診斷憂鬱症時,所依據的是「症狀數目」和「程度」,至於「這個人的憂鬱是生理因素、個性心態、還是外在壓力引起的?」,答案是「都有可能」。

然而,許多人誤會憂鬱症代表「自己有問題」,以為醫生的診斷意指她的苦悶與外在事件無關,所以常有病人不解地說:「憂鬱症?意思是我自己的錯嗎?」「一切都是他(她)引起的,怎麼會是我有病!」

其實,憂鬱症是生理、心理、以及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,無法以單一因素解釋。生物、心理等理論指出了憂鬱症病人的某些特質,但我們不該忘記「外在」的壓力事件常是憂鬱症的「最後一根稻草」。

在一個男女社經條件相等的社會中,兩性憂鬱症的發生率沒有明顯差異。社會學家也從謹慎的研究中發現,在憂鬱症發生前的六個月,病患組經歷的壓力事件比對照組多,表示憂鬱症不是單由體內產生的。

具有威脅性、違反意願或是使人感覺羞辱、無法逃脫的生活事件最容易造成憂鬱症。而長期的生活困境不僅會直接造成憂鬱症,還會加劇臨時事件的負面影響,例如長期承受經濟困難的人,如果遇到失戀等打擊,所受的影響會比一般人更大。

某些狀況不會直接引起憂鬱症,但卻有「脆弱因子」的作用,削弱人的抗壓力,讓人一旦遇到壓力就容易發病,包括:照顧幼小子女、沒有外出工作、缺乏傾吐心事的對象、失落、缺乏社會支持,這些都是女性常有的處境。

女性受到較多的「角色束縛」,也是容易憂鬱的因素之一。例如社會期待女性負擔較多家務、照顧孩子等責任,但對於一個已婚、無外出工作的婦女而言,她所有的自我認同和信心都取決於主婦的角色,偏偏人妻、人母的角色充滿各種無法避免的挫折。至於已婚且外出工作的婦女,常須面對嚴苛的職場待遇,而家庭責任並未減少,造成雙重負擔、角色衝突等問題,因此容易憂鬱。

如果醫師、大眾對憂鬱症的解釋只著重於「個人病因」(如前述的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),個案就會被轉化為一個「生病的女人」。雖然藥物、心理治療能夠緩解症狀,卻難以根治。將女性的身心不適還原於生活的脈絡,以女性的感受與需求為方向,整合性地改善社會、心理、生理各種層面的問題,才能幫助更多女性擺脫憂鬱。

 

引用自KKBOXhttp://www.kkbox.com.tw/funky/113/113_1_3950_0_0_0.html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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